8.中国很早就建立图书编纂机构和出版管理制度,编纂了多部可称为世界之最的巨帙大书。
自从有了图书出版活动,就必然相伴着对图书事业的建设和管理。商周时“学术在官”,图书的编辑使用集中在奴隶主贵族小范围之内,政府还设立了盟府、册府、府库、秘室等藏书机构,并设立书言记事掌管书籍的史官。秦穆公时大力倡导“以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法度为政”,可是到了秦孝公时,商鞅就有“焚《诗》《书》,而明法令”。秦始皇时统一文字,下令焚书禁书,也是一种管理。汉高祖“令萧何次律令,韩信申军法,章芝立章程,叔孙通制礼仪”,并由萧何建天禄、石渠、麒麟三阁藏书。汉武帝“建藏书之策,置写书之官,广征天下遗书”。汉成帝命刘向校理藏书,编修国家书目。东汉延熹二年(159)设秘书监,专门“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核异同,以其掌图书秘记,故曰秘书”。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数百年间,大都设立秘书省、秘书监,下设秘书丞、秘书郎等掌管国典。印刷术发明之初,并未得到统治者的认可,唐文宗下令禁止民间私刻日历。五代开始对印刷术加以利用,大规模刊刻儒家经典。宋代几乎每一个皇帝都颁布过关于出版管理的诏令。元代刻书要先送审,得到批准才能出版。明代对出版管理较为宽松,明太祖开国即废除了书籍税,只不过下令每家都要保存他本人编的《大诰》。清代大兴文字狱,同时又设馆监阁,集历代刻印技术之大成,出版了许多精美的巨著。在图书出版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是很值得总结的。